4位大学青年教师的故事:花5年评职称,还不如挣外快付首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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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书单作者:书单君

前阵子,高校出了好几件大新闻,武汉理工的、南大的、北大的,对学生精神压迫、性侵,校长读错字,反正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有小伙伴感叹,当初觉得大学比社会单纯,还动过去高校做学术当老师的念头,工作自由,人际关系纯粹,社会地位也高。现在看来,自己可能想得太简单了。

象牙塔里的真实生活,到底是怎样的?为什么如今的大学出不了大师,反倒经常被抨击和吐槽?

为此,我们采访了十几位40岁以下的大学青年教师(俗称“青椒”),他们和学生打交道最多,又是教学的主力军,对高校的症结也最有痛感。

这一期【“书米”讲述】,书单君和你分享其中四位“青椒”的故事。有实习生小朋友说,他读完之后,默默地把“大学老师”从理想职业的清单上划去了……

 

p.s. 接下来,我想和大家分享90后乡村教师和房地产中介们的故事,如果你或你的朋友是这两个行业的从业者,欢迎加书单编辑冒力的微信:shudanren ,一起聊聊:)

 

壹 | 没科研项目,学生再喜欢你也不行

37岁的朱深是某双一流大学的理工科讲师,不久前,他因为压力过大,精神紧张,持续5个月盗汗现象严重,被老婆逼着去看中医。

 

在很多人印象里,大学老师一星期就上几节课,轻轻松松。朱深无奈地说:“要真像外人所说的下了课就跟没事儿人一样,就不会有那么多青年学者猝死了。”

 

对许多大学老师来说,上课是副业,科研才是主业。除了科研硬性考核指标要完成,职称评定也要看科研成果,项目奖金也是教师的收入来源之一。

 

所以,科研项目就成了抢手的香饽饽,而项目的分配,又往往掌握在行政人员手中,暗箱操作时有发生。朱深说,他就曾经遭遇过项目分配的潜规则:

有一次,我申请了一个项目,只能有2人参与,但同时申请的有3个人,其中一个是某领导的家属,而另一个讲师从没有过项目经验,更需要锻炼,所以,我就成了那个被电话劝退的人。

 

心里当然愤愤不平,把事情告到上级领导那儿,结果是,现在谁也拿不了项目,不了了之。

好在熬了这么多年,朱深在科研上比较卖力,终于快要被评定为副教授,可以主导项目了。

 

 

在高校,从讲师到副教授再到教授职称评定更多的是以科研项目成果,论文发布数量为标准。至于讲课水平如何,在学生中受欢迎程度高不高,对教师个人职业发展的影响并不大。

这样的规则下,难免会有失意者。

 

39岁的慧珍就是一个例子。她2005年进入高校工作,13年了,至今仍是讲师,处于学术链条的最底端。

 

慧珍也为职称的上升努力过,她两次申请副教授,却都以失败告终:

我毕业那会儿,硕士还能进入普通院校任教。说实话,比起那些博士毕业的老师,硕士毕业的课题敏感度、科研能力的确弱一些,这些年我在科研上的成果并不突出,第一次评副教授就这样失败了。

 

第二次教育改革,有了教学岗的副教授,我觉得自己在教学上还算尽心尽力吧,学生认可度也不错。但评选的机制是,让全校的学生来投票评选最喜欢的老师。有些学生根本没上过我的课,要人家怎么评,所以第二次又失败了。

 

慧珍并不是一个表达欲很强的人,在采访中,她更多的是被动地回答我的问题,只有当谈到她的学生时,她才变得“滔滔不绝”起来。

 

不同于中小学,大学老师与学生的沟通交流往往很少。但慧珍不同,她很舍得在课堂上花心思,让枯燥的理工课堂变得有趣起来,不仅传授知识,她还设置了自我展示环节,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与能力。

至今,仍有已经毕业的学生会给她发短信问候,给她送礼物,可见慧珍在教学上的用心,学生是有感知的。

 

然而,像这样踏踏实实搞教学,却很难得到职称提升的大学老师,绝不止她一个。

不合理的制度让重科研、轻教学成为中国高校的普遍现象,青年学者廉思曾经带领30人的团队,调查了全国5个城市各类高校的5138名青年教师,结果显示:超过60%的人认为做课题的重要性大于给学生上课,32.5%的人直言,教学压力主要来自“学校的考核”,把学生的认可度当作压力的,不足20%。

在这种情况下,难怪有人夸张地说,本科生进入大学基本上是“自生自灭”。

贰 | “花5年搞科研评职称,不如去挣外快攒首付”

与朱深和慧珍不同,子涵对于科研与评职称一事已经彻底佛系,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教学与校外兼职上。

今年37岁的子涵出生于三线城市一个下岗工人家庭,2005年进入一线城市一所普通院校工作。在房价暴涨那些年,子涵的工资却不见涨。

 

“工作了十几年,目前到手的基本工资才5K左右,加上奖金、补贴、课酬,每月到手将近10K,这点钱在一线城市真的够呛。

子涵的收入状况,在大学老师里有一定代表性。据201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薪酬管理研究分会课题组的调查,高校教师年收入10万元以下的占47.7%。

 

为了缓解经济压力,2011年,子涵开始在民办高校兼职,开拓副业,他给我算了一笔账:

 

我们学校的课酬是:讲师55元/节,副教授60元/节,教授70元/节。而校外兼职的课酬是:讲师100元/节,副教授150元/节,教授180元/节,如果是市外的学校,课酬更高。加上兼职的收入,每月能到手15K到22K。

 

我外出兼职那些年,是一个教师搞科研做学术的黄金时间,但我耗不起这个时间,搞科研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可校外的兼职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你不干,有的是人干,并且科研还需要投入金钱,发表论文可没表面上那么简单,期刊版面是要花钱买的,动辄一两万。

 

我也30多岁的人了,成了家,父母也老了,房子是2011年买的,在郊区,花了60多万,压力不大,但位置太偏,太太上班实在不方便,更重要的是没有学区,将来有了孩子怎么办。所以我一直攒钱,2016年,终于换了套300万的市区的房子。

 

说真的,花5年时间挣外快攒首付,和花5年搞科研评职称,我选择前者。

 

 

作出这样的选择,子涵其实也很无奈。他深知科研与教学是相辅相成的,在教学上遇到的问题,可以在科研中理论化,他承认自己目前这种对科研佛系的态度过于极端。但他认为,那些一心搞科研,在课堂上照本宣科的老师更不称职。

 

采访子涵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情,他很擅长沟通,并善于引导,为了我能更深入的理解,总是很细致地给我解释分析,他身上有着一个优秀教师所具备的素质。在教学上,子涵连续几年被评为课堂优秀,开设的150人的选修课几乎年年满选。

在朋友圈子里,子涵的能力也备受认可,有人问过他,为什么不辞职去企业发展,或许能获得更大的物质回报。他说:

作为一个大学教师,我还是有一些合理范围内的情怀吧,我是真心热爱讲台的,很享受在教书的过程中,学生与我产生共鸣的感觉,他们的眼神是骗不了人的,当我把知识传授给他们的时候,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这是我一直没有离开讲台的主要原因。

 

这个时代给了我们选择的权力,比如我可以自由地选择校外兼职,为家人创造更稳定的物质条件,但坦白说,我很羡慕现在这帮95后的学生,他们是真正为自己而活的一代,我也希望给我的孩子创造更好的条件,让他今后可以为自己而活。

叁 | “我不敢睡觉,害怕错过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一件事”

小草是我这次采访的“青椒”中最年轻的一个,89年出生的她现在是一所二本院校的历史学讲师。

2011年本科毕业后,小草继续读研,然后读在职博士。可这7年来,中国的互联网行业飞速发展,她感觉自己与社会已经严重脱轨:

我本科的时候还没有微信,没有饿了么,到了我读研读博那些年,什么都有了,新事物层出不穷。2010年之前的时间是很慢的,2010年后,中国就跟疯了一样飞速发展,我很恐慌,已经不是焦虑这么简单了。

 

我有个朋友,读博的时候严重抑郁,她有一次告诉我,她不敢睡觉,因为怕错过这个世界发生的任何一件事。这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

 

我读研那几年,班上有同学成了国内某电商巨头的小中层,我感觉我在学校待着,人都快废了,每天踩着缓慢的节奏生活,尤其是学着历史这种市场化程度很低的边缘学科。

 

做学问需要耐得住寂寞,但这个时代如此喧嚣,让我们如何才能波澜不惊。

 

大家都说大学是象牙塔,其实象牙塔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好词,因为它意味着“格局小”“无法融入社会”“不接地气”。

 

工作后,小草自学了许多软件,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她自己开公号,也混社群,但她从不告诉别人她是博士。

肆 | “120人的课,能来40个已经满意了”

有人说,大学老师是一个缺爱的群体,没有高考的压力,学生们普遍态度松懈,课堂成就感低,课后与学生的交流也少。

 

小草并不觉得自己缺爱,但人文学科,尤其是历史这种边缘学科的确有点寂寞。

她当初选择历史学,是因为真心热爱,历史让她保持清醒,与时代保有一定距离,也让她对生活有了更深的思考。

对于年轻一代对历史的漠然,小草感到很无奈,刚开始任教时,她也曾想要改变:

有一次,我给学生播放了电视剧《汉武大帝》中张骞出使西域归来面见汉武帝的片段,离开时,他衣衫整洁,无限风光,而归来时,却衣衫褴褛,历经沧桑。我去过河西走廊,知道张骞那一路的艰辛,我读书时,曾被这一段感动落泪,心底涌起的那种民族自豪感和家国情怀完全抑制不住。

 

但当我给学生播放这段时,因为张骞归来破烂的衣服,台下哄堂大笑,我当时很无奈地对他们说,你们在笑什么,你们的笑点到底在哪里,我读书时看到这个片段,是感动到落泪的啊!

教了几年书,小草也渐渐习惯了,现在120人的选修课,能来40个,她也已经满意了:

 

毕竟整个社会的风气就是如此,人文精神缺失,世俗主义盛行。即使现在兴起了国学热,看上去是开始重视人文学科了,但其实这种重视的背后,也有着强大的功利主义支撑,不过是响应高考的指挥棒而已。

 

所以有些事也怪不得这些学生,况且大家都是成年人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选择,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喜欢历史。

 

小草称自己是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她认清了现实,也放低了自己的期待,但同时还在做着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我在学校义务开设了历史读书会,在课堂上,我会主动去挖掘那些真正对历史感兴趣的学生,邀请他们加入读书会,分享自己阅读的书籍,让他们写读后感。

 

其中有两个学生因为我的读书会,跨专业考了历史学的研究生,去了更好的大学深造,我觉得通过我的努力让他们真正爱上历史,很有成就感。

 

而且实现价值的地方不止讲台,我课余时间也会给一些退休老人上历史课,还会去云南支教,去给真正需要的人传授知识。

在学术上,小草有自己的追求,她希望可以得到业内的认可,成为当大家提到某个历史人物或历史时期时都能想到的学者。

 

她很钦佩她的导师,他研究一个历史人物,可以花上10年的时间来整理人物相关文献,但职称的评定是不看校对与整理的,只看成果。像他这种老一辈的学者已经不在乎所谓的功名了,而是真正热爱学术,把学术当做命。

 

 

但说完这番话,小草又自嘲地说道:“搞人文学科这帮学者是真的过得惨啊,早知道我当初就应该去学牙医,来钱多快啊。

 

 

✎✎✎

在众多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中,书单君对清末学人金松岑的一句话印象最为深刻。他说:“夫士,国之肝肾,夫士之言,国之声息也。

 

如果国家是一个人,知识分子对他来说就像肝和肾一样重要。

 

可如今呢?

 

青年学者廉思曾对5138位青椒做过调查,关于“如何认知自身社会地位”这个问题,84.5%的人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层及中层以下”,其中,36%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13.7%认为自己处于“底层”。

 

“青椒”是这个时代的知识精英,可在权力与资本的夹击之下,他们的自我认同感却如此之低。

 

我想,他们的困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当下中国的困境,文化的困境。

 

近两年,“知识付费”成为风口,我也看到很多大学老师尝试着走出象牙塔,在“知识变现”的红利中分一杯羹。

 

是好事还是坏事?书单君很难评价。

 

我只是有点惋惜,也许我们再不会有第二所“西南联大”,再不会有大师辈出的年代了。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书单”(ID:BookSelection):由《南方周末》、《香港大公报》等资深媒体人共同打造,帮你筛选好书、过滤烂书,打开知识边界。授权请联系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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