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募格学术

作者|综合整理报道

刚刚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领先世界的合成生物学成果，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合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覃重军研究员就在媒体面前流露出内心焦虑：

论文的第一作者、掌握了自己学术思想和实验关键技术的博士生邵洋洋正在申请海外博士后，其中就包括此次与他们同时发表类似论文的美国同行实验室。

覃重军研究员（右）与论文第一作者也是团队成员之一的邵洋洋在实验室进行试验研究。图源：文汇报

“为了学生的前途考虑，我希望她出国，但为国家考虑，我真希望能留住她。”覃重军无奈地说，按照国内学术圈现行的 “游戏规则”，年轻人若在国外实验室做出好的工作再回国，获得的待遇会好很多。能否根据真实学术水平和实际科研贡献，给予海内外青年人才同等待遇？这个近来被诸多讨论的话题，再次摆在我们面前。

国内不乏孕育重大产出的优秀“学术土壤”

将酿酒酵母中16条天然染色体，通过基因编辑的方法合成一条，覃重军研究团队在 “合并染色体”的国际竞争中拔得头筹。连他最强劲的竞争对手——美国科学院院士、纽约朗格尼医学中心的杰夫·博伊克，都忍不住来问他，究竟是怎么会想到要这么做，又是怎样完成染色体 “十六合一”的？因为博伊克的实验室用了相同的技术路线，但只融合到两条染色体。

“这是只有外行才敢想的念头，一开始没多少人觉得我能做出来。”覃重军非常感谢植生所给了他宽松的氛围，支撑他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整整五年，我没有发表一篇与酵母相关的论文，换在别的单位，或许早就让卷铺盖走人了。”

覃重军说，这次成功的关键是他在初期作了大量思考，清晰界定了实验的原则，同时实验室也在进行系统的技术积累。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韩斌告诉记者，尽管覃重军没有出论文，但研究所更看重人才的长期发展，在国际评估中，他的研究方向一直得到认可， “需要五到十年才能出的重大成果，我们就该耐心等待。”为了让科学家安心做科研，植生所为各研究组长提供稳定的年薪，而非根据各研究组的科研经费多少来核算。

维持研究团队运转的人头费一直是件头疼事。多年来，覃重军研究组的“赤字”超过300万元。 “有些单位的研究组账面少于50万元，就可能被要求关闭，更不可能赤字运行。”为此，他感到十分幸运， “现在无论哪里要我去，我都不会离开植生所这片宽容的学术土壤。”更何况，这里每年都会冒出两三项引发学术界关注的重大成果，已初具国外著名实验室的创新氛围。

优质“小环境”还需“大环境”扶持滋养

宽松而有活力的 “学术土壤”在国内尽管还不多，但越来越多的 “星星之火”已经出现。不必远寻，就在生命科学领域，上海就有多个研究所具备了专注学术、宽容失败、奋力创新科研氛围，而且具备了国际一流的研究实力。

照理说，这样的研究所对优秀博士毕业生应该具有相当吸引力。但邵洋洋斟酌再三，还是决定申请海外博士后。的确，以此次单染色体人工酵母的工作，她可以申请到全球合成生物学领域任何一个顶尖实验室，去那些实验室接受训练和熏陶，这是每个年轻博士所向往的。然而，更吸引人的，是去一个优秀海外实验室学习上两三年，做出杰出工作再回国，就能比不出国的青年科学家获得更多科研经费支持和房贴，申请人才计划、科研项目都更有优势。

“可我又有什么理由阻止她出国做博士后呢？尽管我的研究组人手十分紧张，她走之后，很多后续工作可能难以开展。”尽管植生所的 “小环境”不错，但从整个科研大环境来看， “海归”标签依然在科研经费获取、人才评价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这让覃重军如鲠在喉。

不久之前，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博士后刘真受聘为研究组长，他也曾为是否出国做博士后而纠结过。尽管他留在国内并做出了世界首批克隆猴这样的杰出工作，但在科研启动期所获得的资助仍比不上 “海归”们。

“海归”标签究竟为什么火？

《2017年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显示，48.4%海归认为其自身优于国内同类学生，22.8%的认为两者之间没有差别，10.8%的认为不如国内同类学生，18%持不明态度。接受调查的海归中，在近两年内回国的占比67%。回国时长在1年以下的占41%，1-2年的占25.9%，3-5年的占22.2%，6年及以上的占10.8%。

随着高学历海归大量回国，国内高校中的海归教师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在教师招聘环节，不少高校把具有海外求学经历作为一项重要标准，这也成为许多科研后辈选择出国深造的原因之一。围绕“海归”标签，部分观点认出国镀金的群体，在语言能力、学术能力等多方面都必然优于“土学者”。

“客观上来看，除了少数一些学科，我国大多数的学科的发展水平还是要弱于欧美国家。因此，很多高校也需要招收国外名校的博士来提升自己的科学研究水平。同时只招收海归博士，也可以避免国内近亲繁殖的博士的聘任。从而，使学校的学缘结构更为合理。”一位网友留言评论到。

其实中国寻找海外人才也只是最近才开始的事。在上世纪90年代初，经历了几十年的学术退步后，中国的高层政府科学机构启动一系列吸引海外人才的计划。中国招聘海外高端人才最早可以追溯到1994年——最早的是“百人计划”，紧随其后的是1997年的“长江学者计划”，旨在招聘海外华人学者。但有观点认为，过分看重“海归”标签，是对我国教育的极端不自信，“海归更好”这个思想导致了人才大量外流。

有媒体评论认为，目前，国内外教育和科研环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在量子科学、航空航天、生物科技等一些领域，国内科研水平已经不比国外差；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移动支付等应用技术方面，已经走在世界前列，甚至开始发挥引领作用。可以说，在不少领域，本土培养的人才发挥了巨大作用，科研和学术水平并不比很多海归差。“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这一思维定势急需改变。

当下，在国内不少地方，“人才争夺战”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各地纷纷出台优惠政策来吸引人才。与之一脉相承的，就是在教育“上游”加大对人才的培养，而这首先就应加强培养本土人才。只有给予本土人才和海归同等待遇，才能更好地储蓄富足的人才资源，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现代化建设。

在当今信息和人员高度流动的形势下，人才流动已经更多地变成市场驱动，这个时候，人才的产出效率可能更多地体现在公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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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予“海归”人才特殊的待遇和优惠条件的同时，这种呼声愈发高涨：要像重视海归一样重视本土人才，要像激励海归一样激励本土人才。

“一个优秀博士生的流失，不仅意味着一段黄金创造力的流失，也可能将国内实验室的创新科研思路带给竞争对手。”痛心之余，覃重军疾呼，能否更公平地对待不同路径成长起来的人才，适时转变人才评价方式，让优秀博士生不必为了 “海归”标签而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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