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学术志
作者 | 曾鸣
2018年9月起，我受《学术志》的委托去拜访一些大学老师，然后，写写他们的故事。
文章并无几篇发表，因为在这个“流量为王”的自媒体时代，除了负面和焦虑，似乎没人去关心一个大学老师的平凡故事。
更何况那是些充满正能量的小故事。
彻夜翻看访谈笔记，我很担心，如果再不记录，这些闪耀着人性光芒的小故事将会被时间淹没了……
盛春华是一名《大学写作》课的老师，教两个大班，共有389名学生。
我去拜访时，她正趴在电脑前给学生批改平时的作业。
作业都是电子版，盛老师说，之所以这样要求，一是省纸，二是符合以后的写作和沟通趋势。
只是“现在的孩子，排个版都懒得做，横七竖八地就交了上来”，盛老师笑着摇了摇头。
她先把排版错误的地方一一加上批注，然后逐句修改了错别字和语法，最后写上评价和观点。遇到文风前后不搭的句子，她也会复制下来去百度一下，尽管布置的题目是《我的大学》，但还是有很多同学“从网上扒一段别人的大学”放到了自己的文章里。虽然没有要求字数，但是学生还都写了两三千字，一篇文章改完，已用去了半个小时的时间。而“最可气的”，是将一篇文笔还不错的文章改完后，才发现“网上有相似的文章”，盛老师谈到抄袭，有点气愤，但她说不会去给学生查重，一是出于对学生基本的尊重和信任，二是因为查重需要花钱。
只是“一些大学生写文章还像应付考试，没思想，没感情，看完了味同嚼蜡”，这让盛老师感到格外焦虑。
当然也有写的很好的学生，“去年水利班的一名同学写学校的湖，翻阅了很多文献，采访了很多老师，把学校人工湖的决策、兴建以及水脉走向写的清清楚楚，文笔还轻松幽默”。盛老师说。
我提出想看看盛老师改过的其它作业，盛老师说，“我去给你倒杯水，你打开左边那个已修改的文件夹就是了”。我随意打开几篇作业，都看到了密密麻麻的批注和评语，有的文章的评语竟然写到800多字。
“我也知道接受新鲜事物”，盛老师倒水回来对我说：“但是看到有些孩子‘三观不正’，总想和他们论辩一下”。
我问盛老师：“电子版的作业怎么存档呢？是不是需要把批注都打印出来？”
盛老师说：“我们平时作业不存档”。
我有点惊讶，因为批改一篇作业至少需要半个小时，389份作业批改完，至少需要190多个小时，即便一天工作16个小时的话，改完这遍作业也需要十多天，更何况一轮大学写作上完，需要布置三轮这样的作业。
而盛老师做的这些工作都是目前的评价体系所看不到的。
想到这里，我有些不知所措，原定采访关于职称的问题，现在说出口时竟然那么别扭。
盛老师笑着拒绝了我的其它采访，她说，应该给年轻的老师减减负，让他们好好做科研。只是对她来说，“这学期带两门课，指导8篇本科毕业论文，光当好老师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季老师是一位刚工作一年半的“青椒”。
我在办公室见到他时，他刚给五名学生开完会，这五名学生都是上学期考试不及格的学生。
季老师很矛盾，他说开这个会一方面是了解一下学生不及格的原因，嘱咐他们别忘记补考的时间和地点，另一方面也为和学生沟通一下情感，毕竟一位老教师曾经告诉过他，给大一的学生不及格有点“忌讳”，因为大二大三还会教这些学生，不及格的多了，自己的评教成绩也就没了着落。
季老师一边搓着手，一边不好意思地笑着，让我很难想象这是一位能“背下来每一堂课”的青年教师。在来访之前，我问过季老师的学生，她说季老师的课件很简单，只起到一个提示作用，每一节课他都能熟练地讲下来，同学们也听的很带劲，上课时基本上没有睡觉和玩手机的学生。
图片来自：网络
我问季老师秘诀，季老师说，也没啥秘诀，就是把要讲的写一写，背下来。说着拿来一摞讲稿，我仔细翻了翻，光《绪论》就写了7页纸。
“原始的文件都在电脑上，有的句子写出来看着还行，但是念出来就感觉词很硬，我改了改，抄在了笔记本上”。
季老师说的笔记本，其实是用A4纸自己钉起来的本子。
“那您多长时间才能备好一次课呢”？我问。
“天天备课的话，一个假期能备好两到三次课，开起课来必须一周弄好一次，最后余粮吃完了，只能两三天备一次课了”，季老师说，“我的课一般都是虎头蛇尾，越到最后越不行”。
工作一年半的时间，季老师一共开了五门新课。
“第二次讲效果就很好，有的学生就鼓掌了”，季老师很高兴，“不过这也没啥可报道的，把课讲明白是一个老师最本职的事情”。
季老师所在的学校工作两年就可以评副高职称，他一篇论文也没发表。但是他发现一名学生一学期三门课不及格时，连着找了那名学生五次。
我没告诉他我其实想来访谈一下青年教师发论文和评职称的事情，但是打开电脑，看到他课程《绪论》的原稿字数为21350时，我没再说话。
一位老师提醒我去看看大学老师填的那些表格。
我去找了汪老师，因为在一次青年教师聚餐时，他手写实习指导记录的事情成了大家酒桌上的笑话，在一些老师看来“本该一个小时就应该搞完的事情”，他弄了整整两天。
我去见汪老师时，他正在接学生电话，学生想考研究生，不知道怎样选择学校，汪老师就逐一耐心解答，一番电话讲完，半小时也过去了。
“真对不起”，汪老师说，“现在大三的学生正准备考研，电话也多一点”。
刚说完，他的电话又响了，是大四的一名学生感觉考研分数不太理想，想提前问问调剂的事情，汪老师简单嘱咐了学生需要查找的网站，然后约定中午再谈。
汪老师是学生口中的老好人，他说话很温和，学生总喜欢找他问问题，但是在一些同事眼里，他是只顾低头拉车，从不抬头看路的人。
“不懂拒绝，不知道该做什么，缺少格局，迂腐”，有“成功者”这样指出汪老师四十好几了还评不上副教授的原因。
我曾想“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但是见了汪老师以后，我不这样想了，因为汪老师既不可怜，也不可恨。
他很快乐。
汪老师带我去了资料室，我最终见到了那些表格，字迹工整，什么时间地点聊了什么事情都写的清清楚楚。
资料室里，上一年的文件已经有了尘土，我不知道汪老师手写的这些指导记录是否还会有人翻看，也不知道那些“一小时就搞完”的实习记录里究竟写了什么。
临走，我说我想写写您的故事，汪老师摇摇手说，“算啦算啦，填表本身就是引起过争议的，咱也别出那风头啦。”
尾声
我访问了一些大学老师。
他们大多都很平凡，没有太多故事。
只是当我怀抱着职称、论文与生存压力的选题走进这些平凡的大学老师时候，我总感觉到自己的阴暗和渺小。
通过走进这些老师的日常，我终于知道了他们的时间都花在了哪里。
我也终于知道，他们没发很多论文，没评上很高的职称，但是他们依然忙碌且快乐。
他们做的很多工作都是无法“考核”的，唯一的评价尺度是：良心。
只是有那么一瞬，我的脊背阵阵发凉，因为我想到那些每学期带着两三门新课却又发了很多篇论文的“劳模青椒”背后，或许有很多细思极恐的东西。
本文来源：学术志（曾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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