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群像:我们是论文难写、工作难找的廉价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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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青年参考版》

编辑 | 学术君


最近,“读博苦”再度成为热门话题。说起读博,似乎每个博士生都有一肚子苦水。不少人抱怨论文难写、工作难找,认为读博失去了该有的意义。


博士生面临的问题堪称“世界性难题”


当卡林·博德维茨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开始攻读分子生物学博士时,她感到“幸运、兴奋,充满希望”。但在接下来的4年学习中,她的激情逐渐被磨灭。“这完全像另一个人的另一种生活。”她对英国《卫报》表示,自己见到的世界并非想象中的那样,理想中的荣耀遥不可及,每一天都“让人绝望”。

   

“我对博士毕业后的生活没有很好的规划,导师不会允许我在学术研究以外的事情上花费时间。”博德维茨在个人网站上撰文表达“理想的幻灭”。当博德维茨为博士研究生们筹备职业生涯规划培训会时,她失望地看到,自己的经历在师弟师妹身上重现。“


目前,人们将博士研究生视为廉价劳动力,并对他们进行训练。如果博士研究生项目是基于这样的目的,那么这是有问题的。我们为现在的劳动市场培养了太多的纯研究型博士研究生。”

    

博德维茨的文章触及了象牙塔内很少被公开谈论的问题:导师和学生之间权力的游戏、博士生的职业规划及心理问题。作为博士生,她面临的这些问题堪称“世界性难题”。在英国博士研究生大倒苦水的同时,中国的博士研究生面临着类似的尴尬。


 “我其实是个‘报销学’博士。”


在北京一所985高校攻读公共管理学博士学位的戚清源对《青年参考》报表示。戚清源是他家乡的高考“榜眼”,本科期间就已经在C刊(即人文社科期刊中的南大核心期刊)独立发表论文,一路顺利地保硕、保博,导师也是国内该领域的执牛耳者,在旁人眼中,他可谓“学霸无双”。

    

但实际情况有点儿不一样。戚清源说,他的主要精力不是用来读文献、跑模型或写论文,而是“折腾报销”。他的导师同时接了好几个科研项目,还经常举行各类学术研讨会,每个项目都需要大量发票,这些繁琐的任务落在了戚清源身上。“从本科上来的学术型博士就我一个,师弟也指望不上。一次被抓差,以后(任务)都是你的。”他抱怨道。

    

报销占用的时间和精力远超想象。戚清源挖空心思搜寻发票,几乎每天都要跑几趟学校财务处,比去图书馆的次数还多,有时师兄师姐们的报销事务也要他代劳。“(报销)总得有人干啊。”他说。戚清源表示,他只有在出国交流的那一年才有时间好好读书。


付出不会没有回报


黄琛是比戚清源高一届的学长,专业是政治学,也是这所重点高校本硕博连读的高材生。他的导师“腕级”更大,是该领域最重要的教科书之一的作者。黄琛对《青年参考》报表示,这本书也有他和其他同门的贡献。

   

 “导师给框架,我们负责写,我负责两章。”黄琛说,整本教材十余章,大半出自师门诸位弟子的手笔,导师亲自撰写了导论、第一章和结论部分,润色了学生们的稿件。“(我们所写的内容)基本就是根据(导师)上课时的笔记改的。”他说。

    

教材出版后,作者一栏只写了导师的名字,不过在序言的最后,导师写明了哪些人为本书的写作“付出了努力”,包括谁具体负责了哪一章。

    

付出不会没有回报。黄琛的同门师弟王光宇对《青年参考》报表示,他去年能够顺利硕士毕业,完全得益于导师鼎力相助。学院规定每名学术型硕士必须在C刊上发表一篇论文才能毕业,要么是第一作者,要么导师一作、本人二作。很多博士生为了C刊发文痛苦到夜不能寐,何况是学制只有两年的硕士生?这道硬性要求几乎成了悬在所有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王光宇表示,他拼命写出一篇论文,投了两家刊物都石沉大海。“杂志审稿期要3个月,不录用也不会通知你,还不能一稿多投。”眼看毕业在即,他只能向导师求助,结果当天下午就传来了好消息。导师一作、他二作,论文刊登在3月的一本C扩(扩展版核心期刊)上,王光宇得以顺利毕业。“大家基本都是跟着导师发文章,要不然根本发不出来。”他对《青年参考》说。虽然平时帮忙筹备会议、搜集资料这样的琐事没少做,但王光宇觉得自己遇到了好导师,已经很幸运了。

    

莫晴的故事和其他人不太一样。在同学们口中,她一直是一个传说般的存在:读博二年级时,她的一篇课堂论文被身为学院院长的导师“毙掉”,她修改后悄悄投稿,结果在该学科顶级的A类期刊上发表,而且是论文的唯一作者。

   

 “他(导师)就是觉得(论文)用的方法不太严谨,改改就好了。”莫晴对《青年参考》说。尽管取得了成绩,她还是非常低调,一再强调自己“不如其他几位同学”,“大家都挺能写的”。


找工作,博士有优势“是肯定的”


《卫报》表示,求职难是博士们经常抱怨的问题,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找到了令人羡慕的工作。根据2010年的一项研究,英国只有3.5%的理科博士获得了永久性学术职位。

   

为何博士毕业生总感到工作机会不足?英国剑桥研究人员职业发展机构Vitae首席执行官克莱尔·维尼认为,英国政府希望研究人员数量翻番,从而达到规划目标。“大多数博士毕业生想留校从事研究工作,但不是所有研究工作都在大学内部,还有一些在私人企业的研发部门,所以博士生会觉得岗位紧缺。”维尼对《卫报》表示,“80%的研究人员希望留在学校,成为纯学者,但现实是,能够如愿的人远低于这一比例,某些学科的留校博士比例可能更低。”


维尼认为,大学对博士生就业的情况要开诚布公,让学生意识到,除了专业知识外,他们还需要发展其他能力,如企业家精神、团队合作能力、创新思维和沟通能力等。“除了关注研究人员的学术研究,我们还应该关注他们自身的情况。”维尼说。


青年参考》采访了几名没有从事研究工作的博士毕业生,他们均对这一观点深以为然。

    

“你所学的专业并不会严格限制你的工作。”黄琛和戚清源的同届校友曾斌对《青年参考》说。虽然专业是国际政治,学术能力丝毫不差,但曾斌挤出时间自学了注册会计师课程,拿下了CPA证书。博士毕业后,曾斌进了一家咨询公司,干得风生水起。他表示,想从事什么领域、选择什么工作都是个人自由。如今转行的情况很普遍,现在在哪个领域,不代表以后会一辈子被“困”在这里。

    

在北京某中央部委工作的尚同喜对《青年参考》表示,他很庆幸自己读了博士。他的本科学校不算太好,虽然硕士考入了北京某985高校,但竞争依然激烈,幸运的是,这一切全部在读博阶段烟消云散。“211博士”的头衔很耀眼,在导师推荐下,尚同喜以中美富布莱特学者的身份前往哈佛大学交换学习了一年。去年毕业后,他考上了公务员,一切都顺风顺水。

   

 “博士找工作肯定比硕士容易。”尚同喜告诉《青年参考》,“体制内的人也更认这个。这里本来就有好多校友,一提你的导师是谁,大家都认识,(有优势)是肯定的。”

    

只要摆正定位、调整心态,博士生们就会发现自己的努力总会有回报。严格的学术训练让他们拥有更多的积累和更广阔的视野,无论是在研究岗位还是其他工作中都能为其带来优势。


本文来源:《青年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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