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岁博士毕业!28岁变身教授!这位学术女神有多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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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中国科学院大学(ID:ucas1978)、学术志

编辑 | 学术君

28岁,国科大博士毕业;
28岁,任高校四级教授;
28岁,以独立一作身份于《自然》杂志发表长文;
28岁,其参与的研究被评为2018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之一;
28岁,与初恋步入婚姻已经3年。忙碌的毕业季,论文、工作、结婚……


在大部分同龄人还没有摸清对未来的头绪时,李姗似乎已经以1.5倍的速度在人生轨道上疾驰,“未来我希望能够尽快确定自己的代表性研究方向,就像一提到我的导师傅向东大家都知道‘GA MAN’一样”。

李姗觉得自己2018年太幸运了。她不止一次地向周围的朋友、老师、同学甚至是各种到访的陌生人提及“运气”一词。

过去一年间,太多的荣誉和机会一起涌向这个28岁的年轻女孩。2月,她参与的关于赤霉素信号传导途径调控植物氮肥高效利用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8月,该研究成果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发表于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她是文章的第一作者;年末,她收到了来自南京农业大学的任职邀请,职称是四级教授;2019年1月,她在中国科学院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月,她参与的调控植物生长—代谢平衡实现可持续农业发展研究被评选为2018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之一,也是获奖进展中唯一一项农业基础科学研究。

“哟,李教授回来了”,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所长(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课题组长)薛勇彪研究员见到李姗时禁不住打趣道。在大部分同龄人还没有摸清未来的头绪时,她已经完成了从国科大的博士生到李教授的身份转变。

这转变快吗?快。从1月到4月,不过4个月。也不快。从2012年到2019年,整整7年。

再次回到熟悉的实验室,当双手抚过实验台上的瓶瓶罐罐,回忆像潮水般涌来。

“你知道吗?我现在最想做的事就是回来做实验。”

01

“特殊”的实验室

仲春,北京的清晨仍然有些凉意,透过苍郁的古木枝条,看见天色宁静极了。


上午8点过后,遗传所1号楼6层南侧的实验室逐渐开始忙碌起来,实验室西边走廊尽头有一间办公室,那是李姗的导师傅向东办公的地方。朱红色的办公桌左侧,码放着9沓厚厚的、贴有名签的文件,这些做满彩色标记的手稿,记录了他和学生的每一次谈话。


“这女孩白白胖胖的,能下地干活儿吗?吃得了苦吗?”李姗说这是从师兄师姐们那里听来的导师傅向东对她的第一印象。


听到这,并排坐在沙发上的师徒二人相视一笑,他似乎已经忘记了对学生李姗的第一印象。


“没大没小”,是别人对他们实验室的评价,“没有距离感”,则是李姗对傅向东的评价。


在确定最终的实验室之前,报考遗传所的学生们通常会选择3个实验室进行轮转,李姗选择了大豆研究实验室、蛋白研究实验室和傅向东课题组,在轮转还没结束时,她就下定决心要留在这里了。回想起来,她觉得最吸引她的,是实验室的氛围,“很轻松,在这里我没有外人的感觉”。


每到学生们去海南的时候,傅向东总会在工作结束后请他们吃饭,喝椰汁,偶尔也会小酌一杯或是一起去唱歌。他悉心捕捉着学生们的情绪变化,“学生们有些平时不敢说出口的压力,这个时候就能抒发出来了。”他笑道。



“少而精”是傅向东回国至今始终坚持的培养原则,迄今为止,他总共培养了18名学生,对他来说,所有的学生刚进实验室时都是一张白纸,靠个人的努力最终都能成就一幅美丽的画卷,“只要他对科研感兴趣,想来,我没有理由拒绝。


执行力,是傅向东最看重的能力之一。傅向东评价李珊是自己所有学生中执行力最好的几个之一。他说科研不能急,“求是”是科学研究的精髓,科研无法预测也允许犯错,一眼看到结局的那是工程,不是科研。科研也不能不急,能够及时地完成每一阶段的小目标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一步一步往前走,才能知道哪里是对,哪里是错,及时止损才能少走弯路。


合作,是傅向东看重的另一项能力。在他的实验室里有一项不成文的规定,很多情况下,他让高年级的学生来决定到底选择哪个轮转学生,傅向东说,现在的学科发展迅速,研究中学科交叉是常态,独自一人把研究从头做到尾的情况已经不属于这个时代了,团队与合作于科研而言至关重要,“我希望他(她)是一个能融入团队的人,是一个可以合作的人”。


“我们课题组有时候会在组会上争吵得很厉害”,李姗说。质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质疑老师,傅向东却觉得质疑老师是对的,科学面前没有权威,只有事实。“我们都是在探索一个未知的东西,观点不同没关系,你说出的道理能说服我,我就接受,这没有对错。


傅向东觉得自己的培养模式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导师尼克(Nicholas P.Harberd)的影响,这位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牛津大学教授,保有英国人一贯的绅士与礼节,在接受采访前先到办公室穿上了自己的西服。


间隙,傅向东指了指身上的西装笑道,“尼克知道我今天有采访,特意叮嘱我一定要穿得正式些”。


谈及傅向东,身形消瘦的尼克禁不住露出骄傲的神情,“有活力、有毅力、有创造性”,这是尼克对这个中国学生和工作伙伴的评价。


尽管已经回国多年,傅向东仍与尼克保持密切的联系与合作。每年4月和8月,尼克都会到他的实验室来,傅向东自然不会放弃这个绝佳的机会,他让学生们独自与尼克交流,或是陪尼克吃饭,或是汇报研究进展,让尼克从不同角度为学生们提出意见或建议。


“有些意见我说出来,或许学生们不重视,但是尼克提出来可能效果就不一样了。我想或多或少都会对学生有影响的”。


交流,是尼克和傅向东的培养共识,因为交流的过程中不知道在哪一分钟甚至哪一秒钟就会有好的想法迸发。李姗说,她的论文就是在和尼克交流的过程中开始的。


“能和姗共同参与这项研究并且获得2018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之一,这让我觉得非常自豪”,尼克边说边拍了一下沙发,让李姗坐在他和傅向东的中间,并提议随行摄影师为他们拍照留念。


“这应该是我们第一次正式合影吧。”说罢,师徒三人靠得更近了。


02

“兴趣”是科研的关键


上世纪60年代,“绿色革命”在发展中国家兴起,半矮秆、抗倒伏、产量高的小麦和水稻等优良作物品种得到了大量的推广,解决了急剧增长的粮食需要。中国作为农业大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始终是无法忽视的重要研究议题,傅向东突然意识到,如果把自己的科研兴趣和国家需求结合起来,再从中找到有意思、有挑战性的科学问题,这或许是最佳的选择。

机会来了。2004年,35岁的傅向东回到国内考察,那时候国内的基础研究刚刚起步,遗传发育所科研条件并不乐观,但他看到了农业研究的希望。2005年,他毅然决定回国,同年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并获2005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而现在,他已经成为遗传与发育所分子农业生物学中心主任、植物细胞与染色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和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


在英国John Innes Centre留学期间,傅向东从事拟南芥的相关研究,回国后他放弃了以前的所有研究,转而投入并不熟悉的水稻领域。



如果说60年前考虑的是如何吃饱,那么现在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活好。“现在我们国家化肥使用量是全世界平均量的3倍,过去60年,我们水稻产量只增加了4倍,但是我们的化肥使用量却增加了100多倍,投入远远超过产出。”他说,化肥能促进植物的生长发育,就像人类吃饭一样,植物也是需要“吃饭”的,不吃就要饿死,吃多了就要减肥,而这就取决于一个恰当的临界值,这一既能吃饱又无需花费时间减“肥”的值,正是他和学生们迫切寻找的答案。


“我们实验室对控制植物生长-代谢平衡的协同机制比较感兴趣,当我们解析了调控植物生长代谢的协同机制之后,与育种家合作,将基础研究与育种应用紧密结合,培育出高产优质的水稻新品种。”因海南岛独特的气候条件,水稻一年可以收获三季,为了加快研究进展,课题组一般会在11月把材料种到海南陵水的试验基地,而课题组成员会在次年三四月长居海南,以便观察水稻的生长与发育。


“兴趣”是科研的关键,也是傅向东对学生们唯一的要求,“只有感兴趣,你才不会感到研究的枯燥。如果你把人生最美好的几年浪费在一项不喜欢的工作上,你痛苦,我也痛苦”。


做科研苦,做农业研究更苦,水稻研究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这个过程可能是5年,也可能是7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田间试验环境苦,不一定有文章,这是这个“特殊”实验室默认的共识。“发文章不是做博士的终极目标,现在的学术导向有些偏了。”傅向东略带遗憾地摇了摇头。


03

做帅才而不是将才

“你觉得你能拿到教授的职位是因为你的文章吗?”


“文章只是一个敲门砖而已”,李姗已经不记得这是第几遍回答这个问题了。


一旁的傅向东笑道,“一个人能否成功不是一篇文章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个人能力。一个实验、一个研究到了一定的程度一定会出论文,这个人不是你就是他。”


“从A点到终点,最终来看是直线,但走的过程中从来都是弯曲的,有错才能有对。”傅向东觉得,这才是科研的真正乐趣,“博士阶段要学习的是怎么做science,然后试着自己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哪怕走的慢一点也没关系,总会进入柳暗花明的新境地,要成为帅才而不是将才。”


李姗做到了,尽管过程是坎坷的。


“绿色革命”虽然使得全世界水稻和小麦的产量翻了一番,但携带“绿色革命”基因的农作物中因植物生长抑制因子DELLA蛋白的高水平积累,导致其氮肥利用效率下降。目前,我国水稻氮肥利用率平均只有35%。为了提高水稻产量,不得不大量使用氮肥。持续大量的氮肥投入,不仅浪费了资源和能源,而且加剧了土壤酸化、水体富营养化和农业温室气体排放等一系列生态环境污染问题。


李姗面临的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挑战。如何才能进一步认识植物生长与代谢协同调控机制,从而找到一条在保证粮食总产量不断提高的同时,提高氮肥利用效率,降低生产投入成本,减少对环境造成的污染的可持续发展农业新途径。


水稻生长的周期是5~6个月,但是研究需要的表型究竟是从何时开始出现的?是一周、两周还是苗期、抽穗期、灌浆期又或是成熟期?所有的一切都是未知的。为了找到能够让氮肥高效利用的关键基因,李姗从实验室到试验田来回辗转,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做研究就要做Number One,不是Number Two,更不是Me too。”这是傅向东常对学生们说的话,但奔向第一的过程从来都是无法与痛苦剥离的。


2015年7月于李姗是复杂的。在这夏木阴阴正可人的7月,她和相恋多年的男友步入婚姻,也是在这流火的7月,与她研究类似的数篇文章被别人抢先发表了。她形容这些文章是被“砰砰砰”发表的,宣告着她过去的研究归零在这一声声巨响,她望向实验室窗外的晚霞,山水与花草,一切因日光而得的颜色,又都及时归还了夕阳。


短暂的休息后,她收拾好心情,重新站在实验台前继续GRF4基因的新功能研究,日复一日。从接到课题到文章发表,李姗花费了6年半的时间。


“解脱了”,这是李姗收到《自然》接收函后最直接的感受,一直以来,她绷的太紧了。比起文章被接收,更让她兴奋的是文章被选为封面,在水稻的研究史上,被《自然》选作封面的只有两次,一次是2002年11月21日,中国科学家完成的第四号染色体精确测序和日本科学家完成的第一号染色体精确测序的研究,而另一次就是李姗参与的关于赤霉素信号传导途径调控植物氮肥高效利用的研究。


“6年半啊,痛苦过,也崩溃过,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回想起那段时光,她仍雀跃的像个孩童。


“姗,来我的实验室做博士后吧,我们可以一起做更多的研究”,面对尼克抛出的橄榄枝,李姗拒绝了。“暂时不想出国了,老公是我的‘绊脚石’啊”,她笑着说,“未来我希望能够尽快确定自己的代表性研究方向,就像一提到傅老师大家都知道‘GA MAN’一样。”


今年3月是李珊第一次招生,一共收了一名博士生和两名硕士生。当问及挑选学生的标准时,这个尚未完全适应身份转变的28岁年轻教授笑着说,“兴趣和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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