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青年学者严飞：论文发表，学术生涯中最为残忍的磨炼

来源 | 严飞著《学问的冒险》，中信出版社2017年8月版

编辑 | 学术君

1919年，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著名的演说《以学术为志业》中指出，“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在韦伯看来，以学术作为物质意义上的职业，对于刚刚迈入学术大门的年轻学者而言，不啻一段需要在不断的挫败和平庸感中斗争和煎熬的历练。

“当然，每一次他们都会回答：‘是的，我只为我的天职活着。’”

有不少年轻的学子，心怀“以学术为志业，为天职而活”的理想，进入象牙塔上下求索。但又有多少人可以将理想转变成信念，继而坚定地、专一地，甚至是寂寞地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前行，全然不理会路边诱人的风景以及局外人不解的嘲讽，只埋头做一个学术的赶路人？

在学校里，常常会有年轻的学子前来询问该不该读博士？如何读博士？每到这个时候，我都会问他们同样的问题：你为什么要读博士？你是否有足够的热情和志向，做好了迎接学术生涯的艰苦准备？如果我看到他们眼神里有犹豫和疑惑，或者听到他们开始描述自己如何希冀获取一张博士文凭以换来更好的工作机会时，我都会委婉地劝阻他们，也许学术并不是最适合他们的人生选择。

学术生涯的第一道门槛，就是漫长的博士苦读。博士生们在经过繁重的课程学习，通过博士资格考试，旋即进入博士论文的撰写。修读社会科学的博士生，往往需要按照一本书的体量去撰写博士论文，这一过程耗时三年到五年不等，是对多年学习思考的一次总结和提炼。哈佛大学的加里·金教授就曾指出，博士论文，并不仅仅只是完成250页的写作，而是如何重塑你的人生，从一个只会上课的学生转变为一个独立、积极、对学术有贡献的学者。这一过程是如此地无情，却比撰写博士论文更加至关重要。你不应该转变成一位博士论文撰写者，而是应该转变为一名专业的学术人。

加里·金教授用“无情”一词来形容撰写博士论文的全过程，这大概是最为贴切的表达了。在这一过程中，很多人选择了放弃，重新去寻找什么才是最适合自己的职业；也有很多人选择坚持，怀着韦伯式的谦卑受屈和专一的心态——“你生之前千载悠悠已逝，未来还会有千年沉寂的期待”，不断自我鼓励和打气，从每一个格子爬起。如果学术是一场赌博，那就不得不把这第一场赌局赢下来。我犹记得自己在完成博士论文最艰苦的日子里，每一天都将时间划分为固定的若干阶段，从早晨起床后一直到夜里凌晨2点，每一段都不停歇，约束自己按照制定好的写作计划往前推进。一日又一日，每一日机械般重复前一日的活动，每一月再去总结前一个月的进展，就这样在极大的孤独感、焦虑性压迫和学术渴求的混杂中，去实现自我的超越。

学术研究和发表则是学术生涯的第二道门槛。一项好的研究，首先要有一个有趣的研究问题，如何和既有的发现相区分但又有提升，这里体现的是问题意识。但问题仅仅有趣并不足够，还必须要有坚实的数据可以支撑研究假设。研究不是思辨，终归要落实到实证。几个学者聚在一起交流的时候，总是会不经意间碰撞出极佳的想法。但也总是会说，让我们先看看数据再决定如何实证化操作。然而世界上毕竟没有完美的数据库，就好比历史学者站在一间大门紧锁的档案馆面前一样，明明知道穿透历史迷思的档案就在那里，但穷其一生都没有办法获取。学术生涯里最多遭遇到的，就是这种缺憾，我将之形容为“那些失败的研究”。曾经有一年，我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好友合作开展一项学术计划，从命题到逻辑、从假设到数据获取，每一个环节都异常完美，我们有如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般激动。我们的研究助理在中国的北京、上海、香港三地和美国分头收集数据，统合汇总后我们再进行数据的清理和编码。一年多的数据收集工作结束后，我们开始按照既定的假设对数据进行分析，却并没有得出统计学意义上的分析结果；转换分析思路，跑出来的统计结果依旧不符合科学的范式。该怎么办呢？我和好友相视一笑，只能耸耸肩膀，放弃这一项已经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的研究课题，重新寻找下一个标的。那些失败的研究，是学术生涯的常态，失败的次数累计多了，也许会指引向一次突破性的重大发现，但也许，仅仅指向更加平庸的学术论文。

在这场学术游戏中，所有的学术研究最终的目标，是学术发表。这里说的发表，并不是交一点版面费，和期刊编辑套一套近乎就可以生产论文的灌水行径，而是通过严苛的同行评议，获得学术共同体认可的专业研究发表。收到论文投稿的拒信，这大概是每一位学者这一生都绕不开的郁结。有的时候，这样的拒信会如雪片般飞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得到的全部都是否定的负面评价，以至于不得不让人抓狂到难以忍受，对所追求的志趣产生怀疑，自己的学术研究是否还有价值？是否真的如此不堪？这种对内在信仰和精神的巨大“伤害”，大概是学术生涯中最为残忍的磨炼——否定，不断否定，再不断修订调整，周而复始，百般锤炼，以求完善。我迄今最煎熬的记录，是一篇耗时三年完成的论文，志得意满地投了出去，在经过了22个月的漫长等待和四位审稿人加编辑一共五位专业人士的综合意见之后，被拒稿。将近两年之久，只是为了等待第一轮的评审结果，被拒后再另寻他处。和同仁们互相诉苦，交流下来的共识，大概是每五六篇的学术投稿中，可以有一篇被接受，亦即论文接受率大概在15%～20%，学术生涯之不易，由此可略见一斑。

跨越学术生涯的这两道门槛，是所有以学术为终生之业的学者的必然阶段，诚如韦伯所言：“在科学中的不断超越，不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更是我们的共同目标。”学术的志趣里，想做学问的理想很重要，然而更重要的，是一次又一次在不断的自我反刍和同行评审的碰壁中，累积学识和专业，精炼论点和方法，这才是学术的真谛所在。

作者：严飞，任教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先后求学于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曾任职于香港城市大学。长期为报刊媒体撰写文化评论、政论时评及书评，载于《凤凰周刊》《新民周刊》《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明报》《书城》等报刊媒体。著有《还君明珠香港琐谈》《门槛上的香港》《我要的香港》等。本文来源：严飞著《学问的冒险》，中信出版社2017年8月版。

延伸阅读：

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

文/马克斯·韦伯

微信来源：管理学学刊

诸位希望我来谈谈 “以学术为业 “这个题目。我们这些政治经济学家往往有一种学究式的习惯，总是从问题的外部环境讲起，我也打算照此办理。这就意味着从这样一个问题开始：以学术作为物质意义上的职业，是一种什么情况呢？今天这个问题的实际含义就是，一个决定献身于学术并以之作为职业的学生，他的处境如何？为了了解我们这里的特殊情况，对照一下另一个国家的情况，会对我们有所助益。这另一个国家，就是在这方面同德国形成最鲜明对比的美国。

大家知道，在德国，一个有志于献身科学研究的年轻人，要从 “编外讲师 “（Privatdozent）开始做起。在征求了相关专家的意见，又得到他们表示同意的保证后，他以一本著作和一次系内的考试（这通常只是走走形式而已）做基础，可获准在大学里担任一名编外讲师。然后他会在他被允许教课的领域里选择一门课程开课。不过除了学生的听课费之外，他并无薪水可拿。而在美国，学术生涯通常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开始，他先被任命为 “助教 “。这大体上类似于德国的自然科学和医学机构里发生的情形，在这些地方，只有一部分助理人员能得到编外讲师的正式职位，而且这种任命经常跚跚来迟。两国间的这种差别，在现实中表现为德国学术职业完全是建立在金钱支配（Plutokratie）的前提上，因为一个并无钱财以抵御任何风险的年轻学者，在这种学术职业的条件下，处境是极其危险的。至少在几年之内，他一定得有维持生计的能力，同时他一点也不知道自己将来能否谋得一个收入可观的职位。而在美国，却存在着一个官僚体制，年轻人从一开始便有薪水，尽管这薪水相当微薄，一般来说比一名半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多不到哪里支。但他看上去确实是以一份稳定的职务为起点，因为他有固定的收入。不过就像我们这里（科研机构）的助理人员一样，他有被解雇的危险，不管他有什么其他想法，如果他有负期望，他得常常做这样的心理准备。

这些期望包括他得让学生来塞满他的课堂。德国的编外讲师却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他的处境是，职位一旦到手，谁也无法让他离开。当然，他不能提出任何 “要求 “。但是他怀有一种可以理解的期待，只要工作若干年之后，他便拥有某种道德上的权利，让别人对他有所考虑。甚至在是否任命其他编外讲师的情况出现时，这一权利也同样适用——这一点往往是很重要的。是否从原则上说应当任命所有那些能力已得到证实的学者，还是给予 “教学代课人员 “以优先权，换言之，让现有的编外讲师得到教学的垄断权，是一种令人苦恼的困境，这同学术专业的双重性有关，稍后我们还会讨论这个问题。人们通常决定作出后一种选择。然而，由此也增加了这样的危险——有关的教授，无论他多么审慎，多么端正，他都有可能偏爱自己的学生。我要表明自己的立场：我一贯恪守的原则是，在我这里做第一篇博士论文的学者，他要想取得编外讲师的资格，还必须获得另一所大学某位教授的同意。结果是我最能干的学生之一，却被一所大学拒之门外，因为没有人相信我的理由。

德国和美国的另一个差别是，在我们这里，一般来说编外讲师的讲课比他希望的要少。原则上允许他开设自己学科范围内的任何课程，不过（如果他这样做了）这会被认为是对较年长的编外讲师缺乏恭敬。按照常规，是由教授来开 “重要 “课程，编外讲师将自己限制在开次要课程上。这样做的好处是学者在年轻时有做研究的自由，尽管这未必是出于自愿。

美国的制度与此有基本的差别。讲师年轻之时，也必定是他超负荷工作之时。正教授只要开一门三小时关于歌德的课就够了。可是年轻的助教，如果在一周12课时之中，他被要求教一些如乌兰德这类诗人的课程，并反复向学生灌输德语，他就很幸福了。系里官僚规划课程表，而助教，和德国研究机构里的助理一样，得领带这些官僚。

如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德国学术系统中许多领域最近的发展，也有着与美国相同的趋势。大型的医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机构是 “国家资本主义形态 “的企业，如果没有大量的经费，这些机构是难以运转的。就像所有的资本主义企业一样，这里也出现了同样的发展：”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分离 “。工人，即助理，完全依靠国家配备给他使用的工具。这样一来，他对机构负责人的依赖同工厂雇员对经理的依赖并无不同。机构负责人信心十足地认为机构就是 “他的 “机构，处在他的掌握之中。因此助理的位置和 “无产阶级 “或美国大学助教的地位一样，常有朝不保夕之虞? 德国大学在一些重要方面，就像德国的一般生活一样，正在变得日益美国化。我相信，这一发展终将侵入那些研究者个人仍然拥有工具（同过去工匠的情况一样）的学科，这里的工具主要是指个人藏书；我本人的学科大体上依然属于这个范围。现在这一发展却已成蔓延之势。

无可怀疑，就像所有同时伴有官僚化的资本主义企业一样，这一发展的确有它技术上的优点。但是它的主导 “精神 “，却与德国的历史氛围不合。无论就表象或真实情况而言，这些大型的资本主义式的大学企业，其首脑与标准的旧式教授之间，都被一道不寻常的鸿沟分离，他们甚至在心态上也是如此，对于后面这种现象我不拟在此讨论。无论从表面上还是从本质上说，旧式大学的构成方式已徒有其名。唯一仍然存在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的，是大学职业制度所独有的一种因素。一个讲师，更不用说助教了，他是否能够升任正教授，甚或当上学术机构的，纯粹是受着的左右。在这里，运气当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但它确实起着不同寻常的作用。我几乎无法想象还有哪个待业，运气在其中起着这样重要的作用。我尤其可以说这样的话，因为我在相当年轻的时候便被聘为一门课程的正教授，我将这归因于纯粹的运气，而在这门课程上，我的一些同龄人无疑取得了比我更多的成就。基于这一经历，我相信自己有足够锐利的眼光，可以看出许多人不该有那样的命运，他们的才干不在话下，却无法在这种遴选制度中获得应有的职位?

机遇，而不是才干，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这个事实并不是只同人的因素有关，甚至主要不是由这一因素决定的。在学术选才的过程中，就像任何其他选拔情况一样，这个因素的出现是很自然的。但是，如果把众多平庸之辈无疑在大学扮演重要角色这个事实，归咎于教授团体或教育主管本人的失败，却是不公正的。这是人类合作，特别是若干组织间合作的规律中所固有的。这里所涉及到的合作，是发生在有推荐权的教授团体和教育主管之间。我们可以利用教皇的选举来比较一下这个过程，就与学术选才的性质相似而言，这种选举是最重要的可控制的例子。一个被人 “看好 “的枢机主教，他的成功机会是微乎其微的，名列第二或第三的候选人当选已成为通则。美国总统的选举亦是如此。一流的或最出众的人得到党代表大会的提名，不过是一些例外情况。通常都是排名第二甚至第三的人得到得名并进入大选。美国人已经为这些候选人的类别创造出一些社会学名词，通过研究这些例证，找出集体意志选择的规律，会是件十分有趣的事。但这不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这些规律在大学中同样成立，令人奇怪的倒不是错误频频发生，而是尽管如此，正确的任命依然占有相当大的数量。可以有把握地说，只有在议会出于政治原因对选举进行干预的国家，让人放心的庸才和投机分子才会占尽便宜。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同此前的德国相同的国家，那里的君主们出于同样的原因进行干预，这同如今德国的革命者们所做的一样。

大学教师中谁也不喜欢回忆那些有关聘任的讨论，因为他们很少有愉快的经历。不过我可以说，在我所了解的无数事例中，毫无例外地存在着真诚的愿望，要让纯粹的客观标准起决定作用。进一步说，大家必须明白，如此多的学术前程操于命运之手这个事实，其根源不仅在于集体决定这种选拔方式的不恰当。每一位受着感情的驱策，想要从事学术的年轻人，必须认识到了他面前的任务的两重性。他不但必须具备学者的资格，还得是一名合格的教师，两者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事情。一个人可以是一名杰出学者，同时却是个糟糕透顶的教师。我想让诸位回想一下赫尔姆霍兹和兰克这些给我上过课的人，在这方面他们的情况并不少见。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的大学，尤其是规模较小的大学，都十分荒唐地热衷于竞相招徕学生。

大学城里的房东们用节庆方式迎接着千名学生的到来，如果是两千名学生，甚至乐意为他们举行一次火炬游行。相邻学科的教授有办法 “吸引大批学生 “，对讲课费有着重要的影响，这是人们应当公开承认的。此外，听课者的多寡，可以对能力高下做统计数字的检验，而学者的素质却是难以测算的，遇到勇于创新者的情况，他便时常会成为（这也是十分自然的事）争议的对象。几乎每个人都为慷慨应允之类的建议和听课者众多的好处所诱惑，说某某讲师是个很差劲的教师，通常等于宣判了他的学术死刑，即便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学者。但是他作为老师的优劣这个问题，是由决定赏光来听他课的学生人数决定的。目前的事实是，某些纯粹表面的因素，如讲师的性情，甚至嗓音的感召力，决定着学生是否涌向某位教师，其程度要比人们所能想象的更大。在获得了还算广泛的经验，又做了冷静的思考之后，我对那些门庭若市的课程深感怀疑，尽管这种现象可能难以避免。民主只应当用在适当的地方，而德国大学传统中所实践的，是精神贵族式的学术教育，对此我们无须讳言。的确，以恰当的方式将科学问题呈现出来，使一个未曾受学但具备领悟力的头脑能够理解这些问题，继而能对它们进行独立的思考（对我们来说这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大概是教育事业中最艰难的任务。但可以肯定的是，一门课程门生众多，并不能决定这一任务是否已圆满完成。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来，教学技巧乃是一种个人天赋，它并非一定会与学者的学术素质相吻合。同法国相比，我们没有 “不朽院士 “的科学机构，按照德国的传统，大学应同时对研究和教学的要求做出裁判。但是将这两种才能集于一身，却纯粹是靠运气。

可见，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如果年轻学者请教一些做讲师的意见，对他给予鼓励几乎会引起难以承担的责任。如果他是名犹太人，我们自然会说 “Lasciate ogni speranza “（放弃一切希望）。你对每一个人都要凭着良心问一句：你能够承受年复一年看着那些平庸之辈爬到你头上去，既不怨恨也无挫折感吗？当然每一次他们都会回答说：”自然，我只为我的天职而活着。”但至少就我所知，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无动于衷地忍受这种事。我想，有关学术生涯的外部条件，必须予以说明的也就是这些了。

本文来源：严飞著《学问的冒险》，中信出版社2017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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