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烧
大学从未像今天这样通透：站在入学的起点，似乎一眼就能望见终点。进社团、找实习、亲近老师、参与项目、发表论文，一直到最终的求职，或者升学，所有步骤环环相扣，清晰可见。
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曾经着重批判过一个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给这个词的定义是：“我们的一些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学生被各项指标捆绑和指引的背后，是正在变得“数字化”的高校。
985、211、院士、长江学者、珠江学者、泰山学者、大学排名、SCI、ESI、影响因子、就业率、深造率……条条框框，名目繁多，一所大学的好与坏就被这些数据和头衔定义。
如果仅从数字来说，过去的十年是中国高等教育高歌猛进的十年，各类排行榜上，进入世界前三百、前二百甚至前五十的中国大学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但是，这些数字能完全说明中国大学越来越好了吗？
2015年，天津的一场大学生招聘会 图 / 中国经济导报
“数字化”的中国大学
近年有一个概念非常流行——教育GDP，指得是各所大学在办学过程中，看中的一切可量化的成绩。
以就业率为例，一所大学的就业率直接影响招生规模，教育部规定就业率不达标的专业要减少招生甚至停止招生，没有生源也就没有经费和项目，尤其对于一些非顶尖的普通高校，就业率就是命门所在。
2017年就业蓝皮书指出，相比2016年，2017年本科院校大学生就业率有所下降。2017届大学毕业生半年后的就业率约为86%，比起2016届大学生毕业半年后就业率下降了2%。就业形势越是严峻，高校就越是要把就业率弄得漂亮光鲜。
2016年，就曾爆出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数百名毕业生遭遇“被就业”。校方为了提高就业率，用毕业证、学位证等胁迫学生提交假接收函。还有的学校暗示学生不签署所谓“三方协议”不可毕业，更有甚者直接制造假数据，虚报就业率。
除了学生，即便是教师也脱不开数字的管束。在很多大学有所谓“非升即走”的说法，即在一定聘期内，如果教师不能凭借学术成果而晋升，就要面临校方的解聘。这个制度设计的初衷也许是鼓励竞争，但在多年来的实施过程中，却某种程度上造成论文至上和轻视教学，甚至学术造假的后果。
之前有统计显示，到2013年底，中国的科研经费就已经位列世界第二，但资金用于项目本身的比例仅40%。原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现西安交通大学王树国曾表示：“这有点像追求GDP一样，我们太过于追求单项指标，所以让老师们有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让他们觉得好像要通过非正常的手段去获取他们想获取的东西。”
在“数字化”的指导下，大学里的师生，以至于大学本身，都陷入了急功近利的迷途。正中了宝莱坞电影《起跑线》里面的金句：“教育已经失去了它的本质，而沦为了一桩生意。”
印度电影《起跑线》里，家长们为了孩子学位大排长队，从中能不能看到我们的影子？
市场规律指挥大学
教育GDP这一概念使大学教育仔细地计算着投入和产出，难逃“被市场化”的厄运。
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热衷于开设MBA、EMBA、总裁班等课程，而一些冷门学科则少了关怀和支持，只能自求多福了。
此前，香港大学理学院的天文学和数学/物理学两门主修科目，过去五年每年只有6人报读，院务委员会决定取消这两门科目。这在学生群体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他们认为港大作为一所国际一流高校，不应该像企业一样裁减“效益”太差的生产线。
但与此同时，这些表达愤慨的学生中的大多数，出于就业、兴趣等考虑，也不会报考上述专业。功利主义渗透进了象牙塔，但象牙塔不仅没有做出抵制，反而选择迎合，让大学围墙内的世界与围墙外的世界别无二致，甚至比工厂还像工厂，这就是问题所在。
而港大发生的一幕，在内地高校并不鲜见。专业的开设和关闭，取决于就业率、社会需求，甚至是领导个人的研究方向。本应该去功利化的大学教育，已经被绑上了“利润”和“效益”的轮子。
英国剑桥大学至今保留着神学、古希腊与罗马语言等院系设置，而拒绝开设新闻学等应用性强的专业，这就是贵族的倔强，而在我国高校，很难看到这最后的倔强。
剑桥大学克莱尔书院（左）和英皇书院礼拜堂（中）。
大学之道无法量化
陈寅恪36岁即成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凭什么呢？
什么凭证都没有。陈寅恪高中毕业，一无学位二无资历，却获得吴宓和梁启超的大力引荐。放在今天，不是海外名校博士，更没有在核心期刊发表过若干篇论文的陈寅恪，不要说清华，恐怕连一所普通一本院校的大门都跨不进去。
“SCI之父”尤金•加菲尔德博士曾表示，SCI是一个国际标准数据库，单纯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科研人员是不合适的，以SCI论文数量评价科学水平更是不合适。但这样的表态并没有阻止中国高校对SCI数据的热衷。
做为求学者的我们，回顾那过去的校园时光，除了一些可以量化的数据，还剩下多少不能量化的、独一无二的体验？
当然有人会说，校园里的友情爱情，校园里的记忆和成长都是无法磨灭的，但这些属于个人的美好，有多少是来自高校制度层面的关怀，又有多少是出于我们个人的努力和摸索呢？
导师变成了老板，学生也就成了员工甚至产品本身。你能想象就在二十多年以前，大学老师与学生的接触还不仅止于课堂，校园的主人还是会因为诗歌音乐等无关升学就业的主题，进行聚会吗？走在如今“数字化”的大学，这一切几乎已经无法想象了。
陈寅恪。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这个大数据打败一切的时代，依然有一些价值和精神是无法量化的。尤其是大学这样培养人的机构，更不能只用教育GDP来衡量，因为人本身就不是完全能用数据诠释的。
1917年，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给中国大学开了一剂药方：一是“抱定宗旨”，二是“砥砺德行”，三是“敬爱师友”。
一百年过去，回忆你曾度过的大学时光，是否浸润了这三种关乎人格的教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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